革命在中国是否可能？

bigpig

——谈国民性、历史终结论与未来的革命

传说中的2012年，是人类的集体毁灭之年。

不过，中国人不必担忧，因为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人”这种东西尚未出生！

另外一个乐观的理由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要死，大家一起死。

在这个人类世界，至今仍然缺乏道德自觉的“中国人”顶多算是“第二人类”。

韩寒的名言“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个是逻辑，另一个是中国逻辑”，如今也可以安放在他自己头上了：“世界上有两种公民，一个是公民，另一个是中国公民”。

现在看来，“公民韩寒”这一称号无疑是已经不太合适，准确的称号应该是“中国公民韩寒”。其实，在中国，“公民”和“人”这种东西一样，亦未出世。

同理，在中国谈论民主、自由与革命，一般都是扯淡。很显然，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与“外语”（世界话语）对接！

例如，快30岁了的韩寒最近谈“革命”就是典型的扯淡，其水平与于丹说《论语》属于一个级别。于丹说：学了《论语》，就可以拥有幸福生活。而在韩寒那里：革命等于杀几个人或者一批人，革命的结果很不令人信服，因为最后的胜利者都是心狠手辣的人。

相信很多人看了韩寒的文字，都会掩口葫芦而笑。因为韩寒的这个公开宣言，中国的“公鸡（知）”们如今又被多贴上了一条“反—革命”的标签。岂不悲壮！

去他妈的革命！

至少在2011年元旦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反—革命”斗士恐怕非卡扎菲、金正日莫属。然而很遗憾，历史是无情的。最有能力“反—革命”的人，最后还是被革命了。卡扎菲被自己的人民革了命；而金正日则被老天爷革了命。

不过，且慢嘲笑卡扎菲与金正日。一切不敢正视革命的人，都将接受被革命的悲剧性结局。

惟有敢于正视革命的人，才能坦然接受“人生（或社会，乃至一切）就是不断革命”的事实。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尽可能避免生命的荒诞不经。

每个人从娘胎中出世的时候，就是成功革命的开端。每个人都将走进坟墓，这是革命生涯的终结。所以，革命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业。

没有革命历程，一个人的心智水平就只能停留在幼稚园阶段。一个无脑的成年人，如果无人看管，那么，除了做傻事、蠢事，除了凭着本能杀人放火之外，还能怎么样？

很遗憾，中国这个国家，其文化状态就只相当于这样的无脑成年人。这样的国家如果不革命，不进行精神分析，不予彻底治疗，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除了糟蹋、毁坏文明之外，是根本就没有丝毫益处的！

对于国家而言，革命就是打破那些违反人性的制度！这是人类文明发出的呼唤。

所以，革命其实就是看到罪恶之后的行动与实践。

不去行动、不去实践不说，还对革命进行讽刺打击的人，我们只能叫他傻逼！同样，认为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捣毁世界的人，我们也只能叫他弱智！

人类是被自身的欲望所支配，而走出伊甸园的。但人类文明的力量恰恰在于：他能够意识到罪恶。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都是在这种意识上展开的。

不知道罪恶的人，是无知；为罪恶叫好的人，是无耻；制造罪恶，让人们罪恶横行的人，则是人类共贼，卡扎菲、金正日们是也。

而人类的罪恶在本质上来说，都是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恶果。极端个人主义的象征，往往是独裁者。极端国家主义的象征，往往是政府高度集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象征，往往是资源掠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罪恶的共同特征就是拒斥进而毁灭新生事物，也就是害怕革命。

所以，只要能够稍稍打量一下历史、文明以及人自身，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切新陈代谢都是革命！惟有革命，才能避免全人类性的灾难，尽可能抑制世界上的罪恶，从而使得历史进入一个“自然的”轨道上来。

这个“自然的”历史轨道，其实就是人类共同构筑尊重生命本身的文明模式。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就会认同黑格尔的历史观：普遍而同质的国家，在世界上建立。其现代版本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2012预言”实际上就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杞人忧天式的谶语。只是，民间隐喻往往喜欢以灾难性修辞来渲染对于未来死亡命运的恐惧。

历史的确已经终结！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被接纳。所以，国家的、政体的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不再需要了。因为在民主国家，“人权大于主权”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及其话语的一部分。

历史的终结处，也就是历史的落脚点，在于一个字：人；如果是两个字的话，那就是：人性。国家如果是机器的话，它就只能为了人以及人性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人与人性被这台机器统治。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个宣言的背后，是形而上学的死亡；在政治上，它还意味着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死亡。福柯说“人死了”。这个宣言的背后，是人性的彻底的赤裸裸的暴露。继“上帝死了”、“人死了”之后，就是“国家死了”成为事实。历史的终结，是随着这些死亡事件接踵而至的。

在20、21世纪交汇的前后各10年，通过互联网这项技术发明，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人性、人类自身不过是0和1的无穷组合罢了。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人自身也并没有大不了的事情。每个人都不过是符号化的聚合物而已。

人的符号化，人类世界的平面化，是一种新的历史形态。所以，历史终结论并非指历史的停滞不前，而是对人自身以及整个人类文明进行重新审视。

历史终结论的用心之处，在于将世界恢复成一个整体的平面化的结构，进而将人恢复到人性的本来面目。由此，世界成了普遍联系的世界，人成了相互依存的你我他。

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每个人都跨进历史之中，没有人可以排除在外。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独立自主的价值。所有人都是等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语言上，是一种相互描述的关系。实际上，人与“非—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符号化的相互描述的关系。

正是通过这种相互描述，作为“主体”的个人，和“他者”一样，各自实现着平等的自由与价值。由此，历史终结论的一个证据是，作为威权体制象征的“伟人”早已死翘翘了。

然而，金正日死后几百万人在风雪扫荡的街头惊天动地的恸哭场面仍在警醒世人：个别人类群体仍然没有跨进人类共同历史的门槛之内。这些个别人类尚未获得符号化的能力，他们仍然是一群不会说话或者不能说话的动物。实际上，他们连动物都不如！

在历史终结论的普遍逻辑之外，个别人类制造罪恶的能量仍然是无穷大的。面对那些传统的国家机器，任何人都不应该掉以轻心。因为人性可以被历史惯性支配，也可以被国家机器控制。从而，“国民性”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2011年的大陆文化界，有一道怪异的风景：很多“公知”（秋风、薛涌、熊培云、杨恒均，等等）不约而同地指斥鲁迅之类的国民性批判。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丑陋并不比西方人多多少。他们认为古今中外的人性是一样的。他们的用意也许在于反对民主的“国情论”、“素质论”。

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当今中国的启蒙是“伪启蒙”。对于“启蒙已死”的判断，我也是认同的。不敢苟同的是这些结论：底层民众是不能启蒙的，他们的目标只能是通过维权而获得果腹的面包；民众不应该被唤醒，因为“他们”醒来之后，就会成为从饥饿中醒来的野兽。这其实是“国情论”、“素质论”的另外一种版本。

在我看来，揭露伤疤是必需的！中国人素质差，中国人仍然无比丑陋。这不是需要启蒙与否的话题，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在这一点上，韩寒仍然是率真的。

没有永久不变的人性。人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抽象地谈论人性的一致性，是一种人性的形而上学。中国人必须直面自己在人性上无比丑陋的残酷现实。当然，国民性批判的落脚点不是国民性，而是批判本身。批判，正是革命的语言。没有革命的语言，中国人就只能剩下“国民性”，而丧失“人性”。

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国民性”的命，使得“国民性”回到“人性”的自然、自由上来，最终注意到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存在。

所以，在我看来，革命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追求，中国人革命的目标其实也就只有这一个：成为“人”，成为人类之一员！这个看似简单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使命。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实现这个目标不仅有着巨大的现实压力，而且还有历史、文化上的沉重包袱。

看到这里，很多人肯定急不可耐了：啰嗦这么多干嘛？你还是说说究竟该如何革命吧！没错！前面已经说过：革命就是行动与实践。革命需要进入到可行性的操作层面上来。

革命首先是世界观的革命！所以，革命最早表现在语言上的开放。只有文化自由与现实批判，才能让装聋作哑的人不得不开口说话。说话！说一点人话！直到尽可能多的人说人话！这是任何革命的起点。由于革命恐惧症而导致的沉默局面必须被打破！革命从语言开始，革命的“成果”也将以语言的形式（例如宪政性的法律）稳固下来。

很多人可能会嗤笑了：革命难道就这么小儿科？事实上，革命就是这么回事！说人话、讲真话的人多了，世界就会自然转变。在我眼中，革命与暴力应该是绝缘的关系。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非暴力革命才是理想的革命。因为非暴力革命的背后，是精神、信念在起主要作用。实际上，革命的起点一般都是非暴力的。暴力革命往往是非暴力革命不得已的结果。

问题是：中国似乎没有非暴力革命的精神、文化资源。韩寒的文章实际上也表现出了这种隐忧。所以，在悲观情绪的作用下，韩寒认定，革命在中国是不太可能的，即使革命，也无法修成正果。由此，他在《谈革命》、《说民主》之后，只好弱弱的以《要自由》而草草收场了。

韩寒的文章实际上只是抛出了一个疑问：革命在中国是否可能？他并没有坚决地否定革命的必要性。所以，韩寒此问其实涉及到了另外一种问题：革命，在中国究竟会不会出现？如果中国可能出现革命，那将是一个何种方式的革命？

韩寒说，“要自由”！这不就是一种革命的呼声吗？革命不就是“自由引导人民”吗？

胡适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问题是，包括众多“公知”在内的无数中国人仍然不愿意承认或者故意不承认这个起码的事实：中国人仍然是奴才！做奴才，只能意味着罪恶！能否意识到做奴才的罪恶，是有无道德觉悟的坐标系。

所幸的是，自由（首先表现为言语的自由）一旦在人们的内心中扎根，人们就会革命！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早就为革命铺好了路。君不见，数千万中国人已经“用脚投票”移民海外了吗？

萧瀚等人害怕“社会（化的）革命”。韩寒还在鼓吹革命需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人物。其实这些担忧纯属多余。互联网时代的革命，都是互联网革命。这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个人主义的、符号化的革命形式。也就是说，没有人不想革命，没有人不在革命。即使是那些窝藏在体制裤裆里的病菌一样的人们，也在以自己的独特的食腐动物式的手段，革宿主的性命。

革命恐惧症，是作为食利阶层的统治者的心态，也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愚民们的心态。他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简单事实：革命，不过是人性、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本来面目。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不管你是否愿意。社会从来都是不断演进的，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回到了他自身的历史地位上来了：你我他都不过是这个平面化世界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所以，在我看来，革命已经无处不在，而且已经每时每刻。对于中国而言，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因此，对现状的悲观不能替代对未来的乐观。有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尽可能避免发自社会底层的暴力革命。从根本上说，这是在回避中国的现实问题。互联网时代的时代特征，决定了革命的方向不可能是暴力化的。互联网时代的革命，是观念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言语的革命。

韩寒谈革命的文章的出现与存活，在一点意义上，等于承认了革命话语在中国的兴起，也大约等于承认了中国的革命态势。然而，正如本文分析的那样，中国是不可能出现血雨腥风式的暴力革命的。但革命的事实却明摆在那里！

为此，中国人应该选择最佳路径的革命方式。然而，中国走向民主的过程，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早已注定了，那决不可能是“恩赐”的结果。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是一两个人可以甩得掉的。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不能寄希望于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可能寄希望于社会底层。所以，中国革命的燃爆点仍然没有出现。怎么办？还得寄希望于网络本身，通过网络，革命的本义终将呈现出来，革命恐惧症终将消失。

因为文化基因的缘故，大陆的民主之路，其版本只能是台湾式的。台湾走向民主，非蒋经国一人之功，而是台湾各界人民的共同诉求。只有在民主成为大陆人民发自内心的共同诉求之后，民主革命才会成为事实。

在民主革命到来之前，革命的态势肯定是如火如荼的。然而，它们都是精神上的个人革命。也就是说，社会性的革命，最终只能来自人民的集体觉悟。很多人也许等不到中国出现民主革命的那一天了，但是，他们可以将这些理念传播给自己周围的人们。所以，参与这场终结历史的革命，注定了是中国人命运的一部分。

革命，我们无可遁逃！起来吧！正在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不是去推翻某个政权，而是终结我们自己的奴才身份。

我们革命，其实是说人话、尽人事而已，与天命绝续与否无关。

去他妈的革命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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